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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秦文化考古大事记
发布时间:2016-12-18  浏览次数:132 次  来源:陕西省文物局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曾国墓地再出重大考古发现  

      郭家庙墓地隶属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一、二组,坐落在汉水支流滚河北岸。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堆积以东周时期墓葬为主,也有战国晚期、明清时期墓葬。其东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连墩战国楚墓葬群1.5公里。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曹门湾墓区被盗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一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共出土铜、漆木、玉石、金、银、锡、陶、骨、皮革等各类质地文物1003(套)。根据出土铜器铭文判断,其国属应该为曾。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郭家庙出土各类质地文物一千一百余件,其中青铜器六百余件(套)、玉器三百余件、陶器二百余件、漆木器二十余件,其他各类文物十余件。出土铜礼器二十六件,器类有鼎、壶、簠、盘、匜,大型编钟一套十三件。  

      曹门湾二号墓及郭家庙五十号、五十二号、六十号墓,揭露了三代曾国国君与夫人墓葬,对其他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也证实该墓地应是埋葬曾国国君及家族的公墓地。从年代序列上,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的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于曾国的历史研究以及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墓地发现的多件盆、壶为黄国铜器,墓主均为女性,表明当时曾黄两国是通婚关系,因此,这批器物也是研究周代汉淮地区国家关系珍贵的实物资料。揭露了一座完整的车马坑,为三车八马配置,其中一辆车配以四匹马,符合天子六架、诸侯四架的礼制,其埋葬制度同于中原北方地区,毫无疑问为楚国车马制度找到源流。此次发现的一套编钟保存完整,位置关系明确,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套钮钟,刷新和深化了我们对先秦钮钟的认识。此次出土两百多件陶器,其中陶罐是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是曾国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之一,所见瘪裆鬲将进一步增进我们对楚式鬲与周式瘪裆鬲的认识。  

      曹门湾二号墓为曹门湾一号墓夫人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土椁墓。墓口长22、宽6.5、深8米,长斜坡墓道,带平台,红烧土筑成椁室,长6米、宽4米,墙面光滑,有竹席痕迹。椁室内大量红烧土颗粒,厚达1.8米。椁室底部出土大量玉器及陶罐、铜片、动物骨骼等,共两百余件。其椁室埋葬形制与曹门湾四十号墓形制较为一致。  

      郭家庙五十二号墓为郭家庙二十一号曾伯陭墓的夫人墓葬。墓口长7.2、宽6、深5.8米,椁室长4.6、宽2.2米。一椁重棺。内棺髹漆三层。椁室东部铜礼器被盗走,漆木器仍在,其中俎7件、瓒2件。棺饰有铜翣6件、铜铃铛6件。棺内出土龙形玉玦、玉璜、玉圭、玛瑙长管等精美器物。  

      郭家庙六十号墓与郭家庙五十号墓为一对夫妇墓葬,一北一南相距20米,均被盗十分严重。形制为岩坑。六十号墓长14、宽11、深8.5米,西面有二层台,但未发现墓道。椁室北部盗洞内发现两件铁器,从形制看,其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这说明郭家庙墓地盗挖从战国晚期就开始了。  

      此次发现的中型墓葬多被盗扰。墓口长5米~7.6米、宽3.5~6米,一椁单棺或重棺,个别有附葬车坑或马坑。GM56出土两壶、一盘一匜,壶铭显示是与曾国通婚的黄国赢姓子女所作之器。GM30所出一套钮钟一共十件,均无铃舌,这说明钮钟是从铃铛演变而来,编铃是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发现的小型墓葬有八十五座,其中十座出土铜礼器,组合关系为1鼎、1鼎1盆、1鼎2簠1盘1匜,其中鼎、盆组合还常见于淮河流域黄国、息国春秋墓葬中,这说明曾国与淮河流域其他国家在文化面貌上有相似之处。小型陶器墓组合为罐、鼎盆罐豆、鬲罐豆盆,其中罐十分常见,这同以往发现的曾国墓葬情况十分相似,是曾国墓葬习俗的一个特点。  

湖南战国时期的楚国古罗城遗址考古调查、试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10月底,对古罗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共布探沟3条,探方4个,总计发掘面积约180平米。古罗城遗址的年代可早至春秋,这部分遗存应当与文献记载的楚文王时期将罗国遗民从枝江迁来此地的历史事件相关,但古罗城建城的年代则要晚至战国,因此它并非春秋时期迁来的罗国遗民所兴建的都城。应当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大规模开发南方的过程中所建设的一座县城。  

阿房宫前殿下发现河沟秦始皇咸阳城中轴线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对阿房宫前殿遗址南侧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勘探面积66570平方米。发现遗迹122处,其中古墓7座、灰坑和杂土坑39处、井16眼、花土及淤积坑13处、沟槽两条等。经过勘探,确认了阿房宫遗址南缘、西缘、北缘位置,并在阿房宫台基南侧发现一条花土带,宽约30米左右。  

      考古队领队刘瑞说,“阿房宫南界位置的确定,为遗址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基础资料。”这个位置在以前的勘探中已基本确定,此次将其与大地坐标系相对应,进一步实地确定了阿房宫南界的位置。  

      此次勘探,考古人员还在地势较高的阿房宫前殿西南侧以东,发现一条突然出现的古代河沟,并延伸进入前殿的夯土之下,时代早于秦阿房宫兴建。“这条河沟的发现,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阿房宫前殿的选址在这里?在一条河沟上?”刘瑞告诉记者,以前认为阿房宫选址与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等宫殿一样都位于一片高地之上,但此次河沟的发现,说明阿房宫前殿下并不是一片完整的高地。“在河沟上修建宫殿,就意味着打断了原有的水网,使流水改道,再深挖淤泥、回填夯土。河沟一带的阿房宫基础深达5.8米,可见当时工程量之大。”“由此看来,‘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记载也并不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这说明阿房宫是当时人为的、具有强烈轴线意识的选址,这条轴线看来应该是秦始皇给统一后的秦帝国都城咸阳所定的轴线。”  

辽宁省姜女石遗址水下考古发现人工建构平台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南部的海滨地带发现了大型秦汉遗址群。遗址群包括石碑地、止锚湾和黑山头三处秦汉行宫建筑遗址,三处建筑南面海中各自对应一处海蚀柱,依次为姜女石、红石砬子和龙门礁,形成独特的滨海建筑景观,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遗址出土了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半瓦当和巨型空心砖,并发现有规模宏伟的高台多级建筑,以及工程浩大的地下版筑夯基,这些工程都不是一般力量所能完成的,因此是一个高级别的古代遗址。2015年来,通过物探扫描和水下探摸等方式,结合陆地遗迹调查,在姜女石遗址水下发现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60米的四边形疑似人工构筑基台,并且发现一些石块经过了加工修整,有人工干预痕迹,且石块在较大范围之内呈现出有规律的走向与分布。  

湖南桃源杨家山发现战国墓  

      2015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对杨家山墓群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1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大型墓,墓室覆斗形,带斜坡墓道,墓道方向不一致。中型墓,墓室覆斗形,无斜坡墓道。小型墓,墓壁较直,或呈口小底大状,无墓道。墓葬方向均为近南北向或东西向。葬具多为一棺一椁,部分墓葬葬具腐朽严重,M1棺椁保存状况较好,棺盖上保存有较好的竹帘和棺束。随葬品放于椁室边厢或尾厢内,多为陶器,少量铜器、漆木器等。陶器多为泥质灰陶或黑陶,少量彩绘陶,器型有鼎、豆、壶、敦、盒、勺、匕等。出土铜器均为兵器,器型有剑、矛和戈三种。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初步判断墓群年代从战国延续至西汉早期。  

湖南汨罗发现东周古墓群  

      4月1日,岳阳市考古研究所在汨罗市友谊河西岸,高泉山水泥厂现场发现东周时期墓葬35座,已出土的文物有青铜剑、铜镜、陶罐、带钩、滑石璧等文物10余件。青铜器为春秋时期,目前收藏在岳阳市博物馆内。汨罗是春秋战国古墓葬埋藏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汨罗高泉山历年来发现的东周墓群均与罗子国城池、汨罗山东周墓群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此次发现的墓葬群是继汨罗桐子坡地区发掘东周古墓群之后又一重大发掘,具有相当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对研究汨罗、岳阳乃至湖南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湖北荆州刘家台与夏家台墓地发现大批战国墓葬  

      荆州博物馆对位于荆州区郢城镇荆北村与郢南村交界处的刘家台与夏家台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战国墓葬350座,出土随葬器物3058件(套),其中陶器1797件,铜器398件,竹简400余枚,漆木器375件,玉石制品30件,丝织品3件(套)、皮革制品3件(套),其他有文物、标本32件(鹿角17件、腌制鲤鱼15尾)等。其中战国竹简《诗经》《尚书》与牛皮铠甲、腌制鲤鱼等为首次出土。  

      这批墓葬可分为A、B两大类,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墓坑、棺椁形制与随葬器物三个方面。A类是典型的楚文化墓葬,B类是以赵文化为主,兼有中原、齐文化因素的墓葬。  

      夏家台M106出土战国楚简400余枚(残),内容为《诗经·邶风》十四篇、《尚书·吕刑》篇和《日书》。其中《诗经》与《尚书》在楚墓田野考古中为首次发现。丝织品夏家台M258出土墓主下葬时包裹的衣衾,通过CT扫描发现有7层丝织物,是继1982年马山1号楚墓发掘以来,出土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多的战国丝织品。皮铠甲夏家台M258出土了一套完整的攻防武器及食物装备,其中1件保存完好的战国牛皮铠甲,色彩鲜艳,编连丝线清晰可辨。腌制鲤鱼夏家台M258出土保存完好的腌制鲤鱼15尾,形态完整,历经千年而不腐,是田野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两种文化风格迥异的墓葬共处同一墓地内,为研究战国时期楚国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融合、社会文化以及葬制葬俗等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材料。丝织品的发现极为罕见,对战国时期的敛葬制度及纺织技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皮铠甲的甲片虽有零星发现,但保存如此完好者极为罕见,为复原楚国士兵的装备及其制作材料、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夏家台M258出土保存完好的腌制鲤鱼,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枯鱼”的记载,但一直没有实物验证。这次发现不仅证实楚国核心区荆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而且为研究当时的食物结构、腌制材料及防腐技术等提供以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战国楚简《诗经》和《尚书》的首次考古发现,不仅可以与传本进行对照校验,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法治等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安大简”:先秦文献又一重大发现  

      5月15日,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钱币博物馆等单位的古文字、出土文献、古代史研究专家,对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进行实物鉴定与学术座谈。他们一致认为:“安大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之后,出土先秦珍稀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安大简”经清洗整理,共有1167个编号。整简居多,品相上乘,字迹清晰,保存状况总体良好。北京大学文物鉴定中心的碳14检测认定,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为战国时期楚国之物。  

      这批竹简记载的主要是各类文献,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诗经》、孔子语录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等方面的作品。这些文献大都沉埋已久,除《诗经》外都未能流传于世,2000多年后的今天重见天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楚史、文学史和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安大简”上战国《诗经》的问世,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据介绍,《诗经》简有100多支,保存诗作60篇,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诗经》文本。与现在流传于世的《毛诗》相比,在排序、章次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异文大量存在;“安大简”提供的大量新的学术信息,将会给《诗经》研究带来重大影响。  

湖南汨罗战国古墓群再现青铜剑  

      7月8日上午,汨罗市文物工作者在第21号墓坑中发现墓室中出现一个陶罐和青铜器痕迹,经过进一步清理,确定青铜器为楚式青铜佩剑。青铜剑总长52公分,宽约5公分,剑柄剑身保存基本完好,剑刃锋利如初。根据墓穴形制和佩剑形状,初步判断为楚国武士墓。汨罗市文物管理所馆员胡铁兰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土坑窄坑墓,根据出土的文物判断,青铜剑应该是墓主人以前使用的,然后随葬下来,墓主以前可能是一个武士。该战国古墓群目前已发掘四个多月,发现文物几十件,其中以陶器为主,这次出土的青铜剑为目前发现的第五件青铜器。  

河北黄骅发现罕见战国时期成人瓮棺葬  

      今年5月、6月,黄骅市先后两次在郛堤城遗址附近发现瓮棺葬共6处,当地博物馆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研究发现,此次出土瓮棺为战国时期器物,用于葬具的筒形釜壁较薄,火候较差,且器底都有小孔,判断这些器物是专门烧造用于葬具使用。  

重庆巫山县高唐观遗址发现西周、战国、西汉墓葬  

      2016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巫山县高唐观遗址已完成发掘面积3420平方米,先后清理灰坑32个、灰沟4条、池2座、墓葬77座、房址7座,时代分属西周、战国、西汉、东汉至南朝、唐宋和明清等多个时期。其中,以早段(战国、两汉至南朝)墓葬遗存和明清时期宗教遗存的收获最为重要。  

      战国时期墓葬12座,均为长宽比较大的竖穴窄土坑墓,出土遗物以陶鬲、盆、豆、罐组合为典型,另有少量楚式青铜剑、铜镞等兵器。两汉至南朝时期墓葬48座,形制以土坑墓居绝对多数,共发现43座,均为宽坑竖穴,出土遗物以陶制釜甑灶组合、罐、仓、钵、盖豆、鼎为主,另有少量青铜鍪、鼎、勺、印章、带钩、蒜头壶、钱币和铁刀等遗物。其他形制的墓葬各发现1座,其中,土坑石板墓1座,随葬品遗物以陶罐、仓为主,另有少量陶灶和“大泉五十”钱币;砖室墓1座,因被盗严重未见随葬品出土;土洞砖室、土洞石室、土洞砖石混筑墓各1座,时代相近,出土遗物以釉陶锺、盆、博山炉盖等釉陶器为主。  

      在原生西周地层堆积中,可见有土著文化与楚文化遗存共存的现象,显示出楚文化在巫山地区的早期渗透;战国时期墓葬随葬品组合有鬲、盆、豆、罐和鼎、敦、壶、豆这样典型的楚式风格随葬品及典型的有格楚式剑等,体现了楚文化在这一时期已居于主导地位。西汉墓葬仅个别有打破关系,在当时应是一处有规划的墓地,墓葬填土均取土自西周文化层,基本不夹杂生土,推测为有意识地取土回填墓穴。  

河南伊川徐阳发现陆浑戎贵族墓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徐阳墓地共发现古代城址1座,车马坑15座,古代墓葬200余座,初步认定此墓地为春秋战国时期陆浑戎迁入中原后的一处贵族墓地。M6为其中一高规格的贵族墓葬,口小底大,口部长5.44米,宽3.6米至3.95米,底部长5.4米,宽4.1米,距地表深6.1米。墓葬内有一棺一椁,椁顶板已腐朽坍塌,有青膏泥。棺椁之间有盖鼎、簋、豆、鬲、壶、戈等青铜器,还有軎、辖等车马器。更重要的是,在墓主人的喉部,还发现了带有显著戎人特征的金耳环等配饰,腹部以下发现了玉琮、玉铲、玉片等。该墓葬整体搬迁至实验室,进行考古学清理、研究和保护。  

      今年6月,在此前发掘的陆浑戎贵族墓旁又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东西长5.6米,南北宽4.4米,墓葬距离地面的高度为6.2米。一棺一椁,侧板腐朽,底板尚存,棺放置在椁底中部。随葬品有铜鼎、簋、壶、鬲、豆、戈、盘、舟、匜、玉佩、琮等,还有部分金器,虽然年代久远,但依然能看出上面的金光。此外,东北角还散乱放置大量马、牛、羊的头和蹄。车马坑对印证陆浑戎贵族墓起到了关键作用。

甘肃宁县西头村石家墓群发现春秋秦墓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6年初开始,在宁县西头村石家共发掘东周时期墓葬8座、祭祀坑1座、车马坑1座。8座墓葬均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圹方向介于348°~20°之间。墓葬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四壁斜直,或口小底大,或口大底小。  

      依墓室底部面积、列鼎数量、棺椁数量等标准暂分A、B、C三型。其中A、B两型即贵族墓,墓室底部多设棺椁,其中椁室构建上,在预先挖好的长方形墓圹底部置横向薄板铺垫,四壁置木板,上下叠压堆砌而成,侧板与前后挡板间套结方式多已不清。椁盖以木板横向搭建于东西侧壁或东西二层台上。随葬品分布组合上,丧葬仪器——铜翣成对出现,多置于椁盖之上墓圹东西两侧;车马器——铜马衔镳、铜车辖軎、铜横末饰、铜节约组成的络饰、铜带扣等分布无一定规律,多置于椁盖之上墓圹填土内;个别墓葬椁盖之上墓圹填土内发现殉车现象,以拆装的形式仅随葬车舆部分;青铜礼器——铜鼎、铜敦,漆器——漆盒、漆耳杯、漆盘等置于椁室北壁侧;以陶(石)磬为主,辅以石(泥)贝、陶珠、铜铃、(铜鱼)等棺饰遗存分布于木棺周围,且棺饰器物表面多附着髤红漆迹象,推测是其悬挂于髤漆棺罩所遗留之痕迹。个别墓葬椁室南壁侧置青铜兵器——铜戈、铜矛、髤漆木盾、铜(骨)镞等;棺盖板之上多发现石(陶)圭,棺内人骨颈部、腰部位置多发现玉器残件、绿松石玦等。殉狗习俗也仅出在贵族墓葬中。  

      祭祀坑1座,东西向分布。平面呈长方形,四壁斜直,口大于底。坑东南角发现2脚窝,上下分布,似是人为临时踩踏所致。坑底未构建棺椁,未见人骨。仅在西南侧发现一截动物骨骼,可能是盟誓或祭祀用牲之骨骼。  

      袱葬车马坑1座,东西向分布,土圹方向92°。车马坑平面大致呈梯形,东窄西宽,四壁斜直,口略大于底。车马同坑,殉车五辆,均为单辕,车与车东西向纵列,辕朝东。由东至西,第1辆车无马。第2、3、4、5辆车均为一车二马,马骨部分置于车辕两侧东西向坑内,其中第2、3辆车,第4、5辆车间距较小,马骨多压于前车车舆下。马头向东,呈一线排列,且马的双前腿、双后腿并在一起。另外,第4辆车南侧马匹前腿填土内侧发现裹布痕迹,综合迹象表明马是被捆绑杀死后随葬的。马坑底部最西端由北至南挖东西向两小坑,内各设一棺罩,腐朽严重,南北两侧板紧贴墓两壁,未发现底板。棺内各殉一人。其中北侧殉人侧身屈肢葬,头朝东,面向北,下肢弯曲,双手绑缚于头端前侧。南侧殉人仰身屈肢,下肢大腿与小腿骨折成一线。此外,车马坑内有殉狗现象,置于车舆之下。  

      目前发掘的8座墓葬,墓葬形制上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圹周围流行设二层台。随葬品组合上以车马器、铜礼(容)器、丧葬仪器——翣、棺饰组合等为主。随葬器物特征上,如铜礼器——鼎腹部由深变浅,由圜底趋向平底,纹饰流行重环纹、蟠螭纹;车马器如车軎、衡末饰均为圆筒形,纹饰均为蟠螭纹;青铜兵器如铜戈直内中胡三穿,圭形锋,内与援基本等宽。铜矛銎口处以钉孔的固柲方式;丧葬仪器中翣、棺饰的流行时间等,均符合春秋时期墓葬特点。袱葬车马坑车马同坑,整车随葬,车与车东西向纵列等埋葬特点;随葬器物如车軎、衡末饰均作圆筒形,纹饰均为蟠螭纹等,亦体现出春秋时期车马坑时代特征。  

      族属上,墓葬呈南北向,随葬品的组合特点等,有周人墓葬之特点。不过,中小型贵族墓葬殉狗比例较高;葬式上流行侧身屈肢葬;车马坑内有殉人、殉狗现象,整车随葬,车马作驾乘状等特点均与周人埋葬习俗相差甚远,大致符合春秋秦墓特征。  

安徽阜阳市文物局抢救性发掘战国时期一古墓葬  

      阜阳市文物局派出专业人员对天章水岸国际二期工程项目的一处战国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古墓是一座外椁内棺的竖穴土坑墓葬,四周有椁木侧板,出土青铜鼎、青铜剑、箭头、陶器等器物30余件。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阜阳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地,对研究战国时期楚国北部军事分界的划定,以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有重要价值。

浙江安吉发现保存完好的早期龙山古城遗址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  

      龙山古城遗址历经东周、秦朝、两汉、两晋,跨度长达六七百年,已考古出土印纹陶器、原始瓷及建筑构件板瓦、铜瓦、瓦当等大量春秋战国至两晋时期的珍贵文物,文化更迭频繁、内涵丰富。  

      龙山古城遗址分两部分:古城遗址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城址位于安吉县城以北约15公里的递铺镇古城村,背靠龙山山脉,面向笔架山山脉之间的平川之上。城址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底宽20多米、残高3米至6米的土筑城墙;城墙外一周有护城河;城内东西600米、南北550米,城内部分面积33万平方米。遗址处于东有苕溪,西北有沙河的优越地理环境中,是早期越国的重镇和秦鄣郡郡治,系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迄今已知太湖南岸及浙江地区同时期保存最好的越国城址。如今,城址地表尚能清晰地辨认出城址、城墙、护城河等遗迹。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位于城址南侧。在9.2平方公里范围内,现存明显隆起的土墩268座,其中土墩底径在30米以上的大型墓20余座。根据区域内部分遭盗挖的古墓及抢救性发掘情况显示,该墓葬群的年代为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

凤翔雍山血池村发现秦汉祭祀遗址  

      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西北的柳林镇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大遗址15公里,今年4—11月,考古人员首次对血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共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都取得了重要收获。  

      此次考古发掘分别遴选两处遗迹性质不同的“夯土台”和“祭祀坑”进行。“夯土台”为圜丘状,从台顶面的迹象和台子周围出土的秦汉时期以及更晚的陶质屋顶建筑判断,当时在台上还可能建有亭、阁类小型建筑,且秦汉之后还曾沿用过。由坛、壝、场构成的“坛场”,完全符合秦汉时期置“畤”的条件,初步确认,血池遗址可能是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  

      雍山血池遗址数量最多的遗迹是分布较为密集三类祭祀坑。第一类是“车马”祭祀坑,与文献记载历代持续对雍畤祭祀的背景有关;第二类坑绝大部分呈不规则形,全部为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残片,青铜车马器等专门用于祭祀之物;第三类是极少数“空坑”。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后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统,使雍地不但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其祖先畤祭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原先东方六国的礼仪;西汉早期,汉高祖刘邦继续沿用秦人设在雍地的畤祭设施,并且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了北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场所。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西汉帝王先后十八次郊雍,场面非常隆盛和壮观。  

      这次雍山血池遗址的考古发现,是对“畤”遗存完整功能结构的首次发现。可以说,该遗址是首次在秦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这是由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之固定场所,不仅是对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之印证,而且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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